我不是东方的卡拉扬，我是中国的林克昌！【任海杰】

“我不是东方的卡拉扬，

我是中国的林克昌！”

——访著名华人指挥家林克昌

文 / 任海杰 唐若甫

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2004年的7月17日，上海的天气很热，但那晚的艺海剧院却坐得满满的，乐迷们怀着兴奋而又急切的心情，等待着林克昌时隔二十年后，再度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在那晚的音乐会之前，申城的乐迷们就在纷纷传说着林克昌，有些以前曾经听过林克昌音乐会的乐迷更难捺激动之情。对一位华人指挥家如此企盼的气氛，平时很少见到，因此也感染了笔者，所以那天我提前一个半小时赶到艺海剧院，想在演出前采访一下林克昌。但直到离演出还有一刻钟，我在后台还是没见到林克昌的身影，于是只得先进剧场。后来才知，原来那晚堵车，林克昌到艺海时离演出只有五分钟了。

那晚的演出我只能用“震撼”来形容，尤其是下半场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宽阔、舒展、浑厚、激荡，一派大家之气。林克昌的指挥让我彻底信服：《幻想交响曲》确实是一部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

看着舞台上步履蹒跚的林克昌（他曾经做过心脏手术，腿关节不太好，又是高龄，天气又热），不由得由衷感叹：果然名不虚传！

演出后得知，林克昌将于2005年的春天再度来上海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于是在相隔半年多后，我终于在林克昌下榻的锦江宾馆，等来了这次期待已久的会面。

问：林先生，去年在艺海剧院的那场音乐会震撼全场，给乐迷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请问你有什么“诀窍”，使乐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答：我有秘密啊（笑）。除了在乐队合奏之前抓各声部的分练外，我着重对弦乐演奏员的指法进行了指点和调整，比如如何使用滑音，如何用独奏的指法来运用到乐队的合奏中，如何使用统一的弓法，等等。

问：众所周知，林先生曾经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能否谈谈你这方面的经历？

答：我8岁开始学小提琴，15岁进入雅加达广播电台交响乐团，3年后就成为乐队的首席。记得当时在乐队中，我是唯一的华人演奏员。1954年，我参加了罗马国际比赛，是最后进入决赛的3人之一。后来，我又参加了布鲁塞尔国际小提琴比赛，应该说我发挥了自己应有的水平，得到了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赞赏，但由于种种场外的原因，我没有得奖，对此，奥伊斯特拉赫也为我鸣不平，他说：“你的琴声非常出色，你没有得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但全世界已经知道了你。”（说到这里，林先生在我面前伸开十指——这是一双小提琴家的手？十指是那么的短小），当时奥伊斯特拉赫看着我的双手感叹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短小的手指，竟会拉出这么漂亮的音色。”其实，要知道，我在欧洲十年，每天要练琴6个小时。

问：听说在你的小提琴生涯中，还遇到了著名小提琴大师、音乐家埃乃斯库，并跟随他做了两年的学生？

答：是啊，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埃乃斯库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音乐大师，比传说中的更伟大，只有亲生跟随他才会有深切的体会。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还是位作曲家，还能指挥，有着全面深厚的音乐休养，是一位音乐哲学家。他上课的形式与众不同，是在一个大厅里进行的，还对外卖票，来听的都是内行，有些还是演奏员、演奏家。所以，跟他学琴时非常紧张，精力需高度集中。他教课时并不是一味谈演奏的技巧，而是着重音乐之间的关系和内涵，比如他在教你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时，就会问你;这段旋律与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和钢琴奏鸣曲中的哪一段有联系？他在教你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时，又会问你：这段旋律与勃拉姆斯的哪一部交响曲中的片断有关系？有时一时答不上来，我就会浑身冒汗，因为台下有这么多人，回答不出来多难堪？因此每次上课前，我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虽然累，但收获却很大，可以说我所有的音乐理念，都是埃乃斯库传授给我的，并对我以后的指挥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问：你一开始是学小提琴的，后来怎么会转向指挥领域的？

答：当时我去欧洲学习时，拿的是印尼政府的奖学金，规定3年后要回去的，而那时的印尼乐队很缺指挥，于是我就再学指挥，没想到指挥后来成为了我终身的职业。

问：那么，在学习指挥时，哪位老师给你的帮助最大？

答：有一位叫费莱科·费拉拉的意大利指挥，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但他的指挥技巧非常高超，可惜他的心脏不好，在舞台上指挥时常常要晕倒，所以后来他只能在录音棚为电影配乐。他非常喜欢我，当时在马尼拉开指挥大师班时，他专门为我单独指点。可以说，埃乃斯库和费拉拉是对我音乐生涯影响最大的两位大师，埃乃斯库给了我音乐理念，费拉拉给了我指挥技巧。后来经过我几十年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我自己对音乐的感悟，我把它归纳为“高级音乐”，可以说，在指挥领域，真正懂得这“高级音乐”的人并不多，尤其是现在，更是越来越少了。

问：能解释一下何为“高级音乐”？

（这时候，林先生拿出一本乐谱，那是这次将要在上海演出的《唐璜》。林先生翻开后，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红色的标记。）

答：这些红色的标记就是我要做的工作。一个作曲家在谱上写出音符后，如何通过乐队来表现，这就是指挥的事了。而一个指挥如何演绎，如何诠释，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你也可按常规来做，那就会一般化。而要做得好，做出特色，是要化大力气的。除了要精通各种乐器的性能、精通配器的奥妙外，还要广泛涉略人文、历史、绘画、戏剧、文学，等等，因此，所谓“高级音乐”,是综合性的。有时候我把乐谱研究透彻后，还会弥补作曲家的疏忽，比如，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它的前面出现过圆号，从音乐的走向和思维进程来说，后面也应该有圆号出现，但老柴写到后面也许忘了，按他当时的身体和情绪状况来看，完全有这个可能，于是，我在后面就加进了圆号，演出结果的反响很好。

问：指挥改动原谱的情况多吗？

答：很少，这可不是随便能做的事，要建立在深厚的研究基础上的，轻易是不能动的。我今年已77了，但为了追求指挥艺术的完美，我每天仍在学习，吸收新的东西。有时睡到半夜，脑海里突然冒出新的火花，我就马上起床，把灵感记录下来。我还读各种书，每个月看《留声机》杂志，听唱片，只要有可取之处的，哪怕是一小点，我都会进行研究。比如最近我听捷杰伊夫指挥老柴第五，里面的鼓声就用得很好。其实，作为一个指挥，是学无止境的，就连卡拉扬也是这样，有一次他为了指挥马勒的交响曲，就特意听了库贝利克的唱片。

问：说到卡拉扬，我就想起当初你在台湾指挥乐团时，反响热烈，被那里的乐评界赞扬为“东方的卡拉扬”。

答：其实，我并不喜欢卡拉扬，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商人，他在指挥时闭着眼睛，目中无人的样子。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闭着眼睛，怎么与演奏员进行交流？当然，前期的卡拉扬还是不错的，他在伦敦时期的录音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东方的卡拉扬”，我是中国的林克昌！

问：你最欣赏的指挥是谁？

答：福特文格勒。

问：这次你到上海指挥两场音乐会，其中有一场是柴科夫斯基专场，听说你曾指挥过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录制过老柴第四、第五交响曲的唱片，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答：是的，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给我录制的时间太少，所以唱片出来后我也没再听过。

问：听说你在国外很早就演出中国音乐？

答：是的，那还是在1976年的时候，我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出了我们中国的作品《嘎达梅林》和《粱祝》，说起这，还有件让我终身遗憾的事。是这样的，当时演出后，反响很好，他们团的总监很欣赏我，而此时马泽尔刚离开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于是总监找到我，希望我能接任指挥，但那时我刚携全家移居澳大利亚，孩子的年龄又小，如果到德国，还要重新学德语，适应环境，所以犹豫之下未能接受这一席位，现在想来真是非常的遗憾!

问：听说中国爱乐乐团的成立，你也出了一份力？

答：我做梦都想我们中国哪一天有一个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1999年底，我曾写信给李岚清副总理，我说40多年前，我应周总理邀请，来指挥中央广播交响乐团，那时乐队的水平很差。40年后，我再来指挥，还是那个水平。中国作为泱泱大国，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交响乐团呢？去信后短短半年不到，中国爱乐就成立了，也许这是个巧合。但我依然很高兴。这次来上海，上交的水平已经比国交好了。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就像是纽约，政府应该加大扶持，乐团应该尽力集资。你们要我来，我很高兴。只要你们要我来，只要我健在，我就会来。我来就是为了提升乐团水平，为国争光，不是为了钱，这里的出场费很少。我在国外能赚的钱多得多。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中国有一流的交响乐团!”

问：想对国内的同行再说些什么吗？

答：希望大家要敬业，加强职业素养，对艺术要更加认真，精益求精。还有，最近几年，我们中国选手有不少在国外的比赛中获奖，这固然说明我们的音乐教育取得了成绩，我们的选手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请大家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这是最重要的后盾，所以得奖了也不要骄傲，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艺术的道路是漫长的。

今日值编 爱乐妹（来源：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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