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简介】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1925年受聘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后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第一组主任及故宫博物院理事等，其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1939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通讯院士。1942年后为教育部聘任教授。１９３９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南迁广州，任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为中山大学教授。1955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临终自述】

1962年，陈寅恪作《赠蒋秉南序》，可以看作是他对于学生最后的学术遗言：

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1962年《赠蒋秉南序》

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陈寅恪最后三年的独白

1966年起，陈寅恪饱受“文革”摧残，身体每况愈下。那么，支撑着这位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段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最后的一年，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的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革命群众“愤恨之际”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追作书面检查交代，由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名”。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1967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二、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

1、晚年著成《柳如是别传》，一个感奋莫名、忍痛不已的内心世界。

“春日酿成秋日雨水，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这几句实为柳如是自伤美人迟暮，韶华已逝，回首来路有无限沧桑意的悲吟。陈寅恪这样笺释：“昔年与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己身所作春闺风雨之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柳之预兆。故‘暗伤如许’也。”以此观照陈寅恪，晚年后他一直无法排遣心头缠绕不散的“昔年……之时，遂成今日飘零秋柳之预兆”的宿命之叹，则柳如是的“春日酿成秋日雨”，当与陈寅恪“蚤为今日谶”的寄身世之感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处不经意地流露浓烈的伤身世之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寄寓着一个感奋莫名、忍痛不已的内心世界。

2、“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是陈寅恪一生品格的概括

1964年，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南下广州探视陈寅恪，陈寅恪托付后事出现了最为凝重的一幕。令此次师生相见添加了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是陈寅恪特意为这次相见写下了《蹭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简洁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文中一再阐述的文化观，以及连同它写于1964年的背景，后人可以将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理解为陈寅恪在生命结束之前向这个世界所作的一次自述。兹将此文全文照录：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产，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悟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斤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贴。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悟书于广州金明馆。

自叹“终无所成”的陈寅恪，以“奄奄垂死”之心态，却慷慨写下“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等掷地有声的文字，陈寅恪是为后人写此文。作者数十年寄寓身世之感、现实之慨、兴亡之叹，都浓缩在此文之中。1945年，陈寅恪有《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内有语云：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追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毁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陈寅倍表面是在论述梁启超，实质宣泄其缠绕一生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的“学人精神”。悠悠十九年长，世局变迁，沧海桑田，但“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与“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两者的脉络是相同的。尤其是“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足以概括陈寅恪一生的品格。此品格也是现代中国学人历经社会嬗蜕、世纪风云而被很多人掉弃了的。

因有了蒋天枢这祥的弟子，陈寅恪所以倾心相诉。有一些事不可不说。1958年搞“大跃进”，人人唱赞歌。在某次会议上轮到蒋天枢发言，蒋只说了“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皮的话”这么一句便拂袖而去，结果弄到中文系众老师要保他蒋天枢才能过了此险关。“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知”整“有知”，高等院校盛行考教授，不少老教授通不过“考试”，被评为“不合格”。蒋天枢却故意交白卷，临走还扔下一句话，“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此话令极“左”的人哭笑不得但也无法辩驳。以上这些，都是传说，但从不“曲学阿世”的蒋天枢，其耿介与清高，在复旦大学也是出了名的。

十二天后，蒋天枢肩负着陈寅恪的重托启程返沪。陈寅恪作了总题为《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首七绝。明白了蒋天枢1964年南下广州的原因，则我们对陈寅恪这三首诗便有更深切的理解。兹录其中两首如下：

其二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

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其三

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

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

1964年的陈寅恪，极心酸地称晚年的著述为“罪言”，再次发出了“此恨绵绵死未休”的痛泣。尤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四岁的陈寅恪，已离开教坛六年，仍对“俗学阿时似楚咻”(“楚咻”典故见《孟子·滕文公下》)的现实表达其深恶痛绝的心情。陈寅恪的愤世嫉俗，绝非仅仅关系着个人命运的浮沉得以证明。

3、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人生的最后一次著述：《寒柳堂记梦》

 

在这样的情形下，陈寅恪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著述，撰写带有“自撰年谱”性质的《寒柳堂记梦》。这是一部在面世前曾令很多人怀抱着一份很大期盼的著作。它同时也是陈寅恪希望能写出自己最真实、最客观“家世生平”的一部著作。吴宓曾在1964年8月1日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载：“作函上陈寅恪夫妇。述宓暑假留校休息，拟(甲)十月上半。(乙)十二月下半请假来广州之计划。末陈宓有意来广州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以吴宓对陈寅烙的理解，由吴宓为陈寅恪“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潜、诗集等”，不失为一理想人选。可惜，于今无从知道陈寅恪对吴宓有意为陈“写订年谱”抱何种看法。从以往的迹象看，自负的陈寅恪似乎更向往因其著述“知我罪我，请俟来世”的境界。又据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回忆，昔年蒋氏到广州探望陈寅恪时，曾有“请师追述往事，(蒋)从旁记录”的请求，但陈寅恪没有同意，谓“将来拟自撰文”。

七十五岁的陈寅恪终于可以在暮齿之际一了回首平生沦桑事的宿愿。但陈寅恪已垂垂老矣。《寒柳堂记梦》没有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传递出的那种生命韵律的勃动，也没有了后两本书稿中蕴含的强烈的历史与人生相交融的感受。而正是这些，使陈寅恪晚年的这两部著作具有很强的阅读感染力。《记梦》甚平淡地追述了“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笔触简约，波澜不兴，以“记梦”名之，从某种角度已折射出1965年的陈寅恪的生命状态。

也许这样的评价太苛求这位学术大师了。《寒柳堂记梦》的体裁与陈氏其他著述略有不同。陈寅恪在该稿“弁言”中数次提到《记梦》以司马光之《谏水记闻》及陆游之《老学庵笔记》“为楷模者”，取其“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之长，而陈寅恪“记梦”之志则为“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二十年前，陈寅恪在指导学生撰写中国近代史论文时曾说，“我自己不能做(晚清)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这种感觉影响陈寅恪至深。二十年后，陈寅恪在“弁言”中犹一再表明“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他日读者傥能详考而审察之，当信鄙言之非谬也”。毕其一生，陈寅恪在著述方面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理性。

但毕竟生命已走向衰竭，“生形如已死”的生存状态窒息着一个同祥有血肉之躯的智者的生命感受力。《寒柳堂记梦》远未能反映出陈寅恪可能有过的对近百年间兴废盛衰的历史作一持平通论的宏大理想；《寒柳堂记梦》也未能承载它应该能承载的历史的厚望--反映出近世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起伏浮沉的轨迹。陈寅恪一直珍视着“记梦东京惜旧痕”这块精神领地，等到他可以腾出手来作一种历史构建时，他的生命之火已行将熄灭了。历史当为1965年的陈寅恪惜！

由此可见，最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即是那种总是用精血与激扬生命的独特情感去温热和再现曾经有过的历史的那种人。以此来形容陈寅悟的一生，不知当否？

若从1965年春夏之际陈寅恪正式撰写《寒柳堂记梦》算起，到1966年7月黄萓从此不能到陈宅工作止，陈寅恪撰写《寒柳堂记梦》共耗掉一年多时间。这一年，正是中国社会快将发生惨烈大动荡的前夕，命运留给这位历史学家从容整理自己一生的时间太少了。

若以1949年为界划定陈寅恪的晚年治学生涯，则从该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陈寅恪每一年都在辛勤著述，从未间断。陈寅恪一生没有留下关于治学的警句格言，但他以大半生的实践，实现了他一直孜孜以求的“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的治学理想。此点与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文化理想是相生相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966年7月后，作为“托命之人”的陈寅恪，其生命已经终结了。

未终结的只是徒添痛苦的“大患犹留乞米身”。在余下的三年时间里，陈寅恪的悲惨人生被推入了一生中的最深渊。一个苦难的生命，最终以饱受惨无人道的摧残才完成了最后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悲剧展示。很可怕的是，于历史而言，有了这最后一幕，悲剧才算完整！

在七十五岁时，陈寅恪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答案只能由历史来解答了，七十六岁后的陈寅恪，为悲剧的完整而留命！(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