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一生都在等待枪决

钟鼎编译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 ，1906圣彼得堡-1975莫斯科）苏联乐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创作题材广泛，其中以交响曲与弦乐四重奏为最佳。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阅历丰富，很多作品体现了他对于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痛苦回忆与反思以及自己的人生斗争与感慨。音乐情感丰富，矛盾冲突激烈，情绪的表达极为出色。他创作生涯并不顺利，与领袖斯大林关系很紧张，作品处于被褒奖与批判的两极。

肖斯塔科维奇曾被誉为俄罗斯音乐史上柴可夫斯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但也有西方乐评人因为他大部分创作生涯与前苏联政治相关而质疑其艺术性，这种争议在他诞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余音未决。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忽然沉默良久，然后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当我们脏时爱我们

1934年，肖斯塔科维奇29岁，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是苏联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新星。这一年，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好评如潮，不久开始在欧美各国公演。一时间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隐然已是苏联音乐第一人。

但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一个人，1936年，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1月28日，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风向一下转变，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真理报》利爪下的猎物口诛笔伐，各省的工人与农民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转眼之间，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愤怒与耻辱令他透不了气，不久他更悲哀的发现，昨日还对他笑脸相迎，赞不绝口的朋友们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愤怒中他对友人格里克曼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

愤怒过后，恐惧如潮水般袭来。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死神的镰刀在每个人的头顶挥舞。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收拾起一只手提箱，静静的呆在家中，等着某个夜晚克格勃将他带走。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但他最终幸免于难，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他说。最终他选择了屈服，公开做了检讨。一年后，作为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乐》，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

这场风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他时常问别人：“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会怎样”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中，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被人像狗一样杀死，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他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做个渺小的提琴手

他本质上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却不幸有着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于是便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和俄罗斯历史上许多呆在暴君身边的文艺家一样，他选择成为一个癫僧，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族群，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他们用疯癫的行为化解暴君的猜忌，偶尔甩出一两句尖刻锐利的话语，投进黑暗如水的专制体制之中。

在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中，所有人都变得卑微而胆怯。他说：“那个时候，为了说个笑话，你就得把客人带到浴室里去。你得把水龙头开的大大的，然后把这个笑话低声告诉他。甚至笑也得轻轻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的两位好友兼保护人，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先锋派导演梅耶荷尔德，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梅耶荷尔德被逮捕时，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岁的元帅在被捕前居然有着相同的心愿。“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一位是名导演，一位是着名的将领——突然都希望做一个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

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他热衷干预一切文艺创作，而不是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样，对艺术家们说：“这方面你们优先。”作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他多次见过斯大林，“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

他忘不掉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场悲剧，300多位乌克兰盲人歌手从各地汇集起来，参加官方组织的民间歌手大会，当这些“乌克兰活的博物馆，活的历史”聚齐之后，几乎全部被枪决了，他说，因为“这些可怜的盲人们，他们唱的是旧调子，但是乌克兰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而这些盲人，唱着暧昧的旧歌曲，他们的流浪的歌，审查员没有办法去审查。”于是就索性全部杀掉了。

他被斯大林命令与另一位音乐家哈恰图良合作，为新国歌谱曲。“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一共有四首新曲参加了评选，评判专家们认为他与哈恰图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他，需要用多少时间？他想说5分钟，但怕这样会被认为过于草率，于是改口说5个小时。结果斯大林还是皱起了眉头，最终他们的曲子落选了。哈恰图良事后责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也许我们就胜了……”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

《第七交响乐》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乐》——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在被围困的900天中，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第七交响乐》的首演。5个月以后，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首次排练时只来了20个人，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一次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

《第七交响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1942年7月19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时代》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

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他推翻了这一说法：“《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帮他隐藏了这个秘密，在他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中，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响乐》。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俄罗斯的良心

1948年,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压。2月，苏共中央对他作了严厉批评，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被认为含有“形式主义的危害”而未能公演，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弯曲着身子顺从权力，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写像“森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

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却不时迸发出锋利的光芒。他和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两大御用文人，但他嘲笑这位苏联第一诗人：“在他的诗中，他蔑视巴黎和美国，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而且，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拣到一支美国钢笔的话，他也愿意爬的。”

终其一生，他都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交往，不管这人是萧伯纳还是罗曼罗兰。他不信任这些西方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们宣称喜爱他的音乐。他说：“这些人在苏联好吃好喝一顿，回国后就向世人描绘一个地上的人间天堂，他们真有那么愚蠢吗？”

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俄罗斯的良心”。他欣赏斯特拉文斯基，赞美他的傲慢：“斯特拉文斯基对这些伪君子（苏联文化官员）中的一个人，没有伸出手让他去握，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这个伪君子只得去握手杖，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演奏家尤金娜是他的朋友，有一天她收到了一个装有两万卢布的封袋，别人告诉她这是斯大林送来的，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回信：“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她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了出去，万幸的是，斯大林在看完这封信后，还没来得及处置，几天后就死去了。

但他始终是斯大林粉饰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被派到纽约市，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在会场上，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既攻击美国穷兵黩武，又对苏联的文艺成就大唱颂歌。然后，表演进入高潮部分，一个苏联官员当众问他：“你是否认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他的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说：“是。”

13年后，“帝国主义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立刻来看望他。两人四目相对，却无话可说。好一会儿，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欢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这是谈话的开端，也是终结。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他那一刻的心情，那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的痛苦……

回头看，只有尸骨成山

晚年的他，喜欢向友人讲述果戈理的故事。1930年，人们在修建一座纪念碑时，掘开了旁边果戈理的墓，发现他不在棺材里。一具伟大的尸体跑掉了，人们谣传，这个年代太糟糕，连果戈理都受不了逃走了。政府开始调查原因，发现果戈理没跑多远，他就躺在附近，脑袋掉在一边。原来人们在竖起的纪念碑上放的砖头过多，砖头砸破了棺材，也砸掉了死者的脑袋。

这个死人从棺材出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晚年的他渐渐感到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网越收越紧。站在苏联音乐界荣耀的峰巅，他却禁不住害怕。作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他不怕死，但他担心死后的行状。他说：“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打个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手上拿起刀叉割死者的肉吃。你知道，死人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最好的胶质，把他们变成肉冻……”

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

1975年9月，他死于肺癌，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肖斯塔科维奇纪录片 · Shostakovich Documen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