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勋 20021205

译完这部回忆录，我掩卷沉思，想到和斯特恩先生的相识与重逢，觉得他愈加可敬、可爱了。
1983年十二月我在西柏林认识他，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九年。
那年十月，我作为《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获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奖学金到德国考察。第一次来德国，柏林当然非去不可。适逢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讲师孙君华先生和中国《诗刊》杂志主编邹荻帆先生也在柏林访问，所以我在波恩呆了一个月之后就飞往西柏林。
孙君华博士和我都是研究德国文学的，所以我们很乐意陪老邹参加与德国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各种活动，还一起拜访了西柏林艺术科学院院长、作家君特·格拉斯先生。
邹荻帆访问德国的高潮是莱布尼茨协会举办的一次的“中国诗歌朗诵会和歌曲演唱会”。主角是老诗人邹荻帆和年轻女高音歌唱家饶岚。老邹朗诵自己的作品之后，还用中国人从前的吟唱形式朗诵了古诗《清明》。然后饶岚演唱了优美动听的中国名曲。他们的表演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当时在西柏林的中国人还不多，除了一些著名艺术家之外，就是一些访问学者和大学校际交流的讲师、教授，那时候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还很少。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但到改革开放以后两国文化交流才日益增多。柏林爱乐乐团1979年率先访问了中国。八十年代德国人学习汉语、到中国旅游渐成风尚。德国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中国热”沉寂了五十年，现在重新显露端倪。
十二月六日，黑尔穆特·斯特恩邀请邹荻帆和其他客人到他家聚会。那天下午黑尔穆特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首先因为他向我讲述了自己流亡中国的经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几张薄如蝉翼的中国仿纸，上面写满了工整的毛笔字，那是他代表流亡哈尔滨的犹太人为了移民以色列申请出境而写给陆熙将军和中共中央毛主席的信。经过那么多年仍然保存完好。他还谈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母亲的一家有二十多人都被德国纳粹杀害。他说纳粹反犹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谎言，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让我难忘的是他提到五个犹太人的名字：摩西（说：一切生于头脑），耶稣（说：一切生于爱心）、马克思（说：一切生于饥饿）、弗洛伊德（说：一切生于性）和爱因斯坦（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他说这五个人推动了世界。
今年夏天，我在他家谈及翻译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又谈到犹太民族的问题，我请他介绍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并问他：为什么犹太人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在各个领域取得那样突出的成就？他说，这与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处境有关，他们没有祖国，四海为家，所以必须刻苦进取，否则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他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消灭国家和人类社会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与犹太人没有祖国有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领袖除了马克思之外，拉萨尔也是犹太人，著名的德国犹太诗人海涅当时对马克思的思想也颇有共鸣。他的话使我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存在决定意识。
读斯特恩的这部回忆录《弦裂》可以看到一个奋斗不息的犹太人典型。
他出身贫穷，十岁辍学，随父母流亡，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九岁才起步学习小提琴。三十岁前颠沛流离。他之所以能先后成为以色列爱乐乐团、美国圣路易斯交响乐团和纽约州罗彻斯特乐团的成员，最后进入梦寐以求的柏林爱乐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和首席小提琴（当时有两位首席，他位居第二）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在乐团工作了三十四年之久，直到退休，除了他的音乐天赋之外，不能不归功于他的顽强毅力和奋斗精神。他与失聪作斗争的精神十分感人。退休之后，他旧病复发造成左臂麻木、神经疼痛，皮肤如针刺火燎，他忍受着（至今仍然忍受着）极大痛苦完成了这样一部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回忆录，成为作家，再创奇迹。这部回忆录1990年由柏林过境出版社出版，1994年被译成日文。2000年柏林建设出版社获得许可出了袖珍版，在同年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这部书被列为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一个从来没有写作过的小提琴家一鸣惊人。
更令人惊异的是1991年八十六岁高龄的犹太作家艾利亚斯·卡奈蒂看了这部回忆录之后非同寻常的反应。这位198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仅格外赞赏这部书，而且托人打电话给斯特恩，说希望能与他见面谈一谈。斯特恩喜出望外，立刻打点行装，启程前往苏黎世。他们在一起滔滔不绝地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最让斯特恩感到惊异和敬佩的是卡奈蒂对乐团和指挥的了解不亚于一位专业的乐团音乐家。
《弦裂》再版以后，德国各地文学团体和中小学校纷纷邀请斯特恩去朗诵他的回忆录并向他提问，在热烈的讨论中，他把自己融入社会，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有一次，他甚至冒很大风险去和一些有极右倾向的青年座谈。他希望政府和社会更多地关心、教育受新纳粹思想影响的幼稚青年，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德国历史，促进人际关系健康发展。他对青年人的关心得到社会的赞扬，也受到年轻人的尊敬。本书开头收入的一篇小学生作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回忆录是一个小提琴家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二十世纪的历史参考书。
黑尔穆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家，是青少年尤其是音乐爱好者的楷模，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乐团管理人才，同时也是一位社会责任心很强的世界主义者，他把写作这部回忆录当作历史见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黑尔穆特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这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一年。那时候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本侵华占领了半个中国，扶植末代皇帝建立了伪满洲国。在哈尔滨，他们一家生活在流亡的犹太人中间。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酒吧和饭店演奏或者在中国人的婚礼上吹吹打打。他也曾多次受骗上当。但是处于铁蹄下的那片寒冷土地毕竟使他们一家暂时生存下来。仅此一点，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使他对中国心怀感激，念念不忘，时时希望报答。
三十年后，他圆了这个梦。他利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契机，率先建议柏林爱乐乐团顺访北京，然后带领一个三重奏小组重访哈尔滨。他把对中国的感激之情转移到帮助中国重建乐团，提供乐器和乐谱，帮助有才华的中国青年到德国学习等工作上。他不仅在德国到处游说，为他们申请奖学金，还亲自帮助他们解决初到德国时的困难，也在业务上给予指导。他在书中提到的范维汉和饶岚就是他发现并帮助来德国学习的中国青年中两位佼佼者。
今年十月初，饶岚应邀回国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之前到柏林来看望病中的斯特恩先生，我们又见了面。我请她谈了谈对斯特恩的印象，她叙述了如同书中描写的相识经过之后说：“我到柏林以后，斯特恩先生还亲自请香港女钢琴家吴布和女士为我安排住处，帮我联系去歌德学院学习德语、到乐团旁听排练和准备进音乐学院的考试。他在乐团身兼要职，工作繁忙，还抽时间指导我提高发声技巧，教授唱法，对我帮助极大。我顺利进入法兰克福音乐学院学习与他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他热心帮助中国青年上进，要求极高、极严，只管奉献，不求回报，特别令人感动。这种高尚的精神源于他的中国情结。他希望通过帮助中国人来表达他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我也非常感激德累斯顿银行的银行家冯·罗费尔霍尔茨男爵博士（Dr. Freiherr von Roeffelholz）提供了奖学金。”
就在这次短短的几天中，斯特恩仍然抓紧时间对她将要在北京演唱的曲目提出宝贵的意见。饶岚说，他虽然是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而不是歌唱家和声乐专家，但他父亲是声乐教师，他有在世界最好的乐团几十年的经验和给世界最著名的歌唱家伴奏的经历，所以他的意见极为中肯。可惜已经多年没有听到像他这样的指点了。今年十月底，饶岚从北京一回来就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这次演出很成功，还强调说临行前黑尔穆特的指点特有帮助。
范维汉先生第一个享受到斯特恩先生为中国青年申请的奖学金。他在德国学成之后，曾到瑞士和美国的乐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国，现在是中国交响乐团小提琴家。为了庆祝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三十周年，中国交响乐团十月中旬来柏林访问演出。范维汉随团又来到柏林。因为他们访问时间短暂，在他到达柏林的第二天中午斯特恩先生便亲自到旅馆去看望他，晚上还看了演出，中间休息时又到后台和他亲切交谈。范维汉来自哈尔滨，父亲曾经和斯特恩一起在哈尔滨师从特拉赫藤贝格，有两代友情。他对斯特恩先生的一片热心赞不绝口，也分外感激。
后来，得到斯特恩先生帮助的中国青年音乐家还有：张缨、施岩、于静等多人。
最近斯特恩先生收到黑龙江省社科院傅明静女士——1979年十月斯特恩第一次重访哈尔滨时的翻译——寄来的一篇回忆文章。她叙述了当年陪同黑尔穆特·斯特恩先生时的情景，说斯特恩先生看到自己三十年前的旧居时泪如泉涌，任凭泪水顺着大胡子往下流，激动地说道：“我在梦中好多次回到哈尔滨，今天我的梦变成了现实。”
现在，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说，由于他的多次中国之行和所做的大量工作，他的中国梦已经锦上添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音乐界、特别是他帮助过的乐团和青年绝不会忘记他。他的这部回忆录在中国出版将更进一步增进中德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这也正是斯特恩先生所希望的。
上星期在他家整理照片写说明文字的时候，斯特恩先生认出了当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清贵先生，说他当年的接待工作十分热情周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但听他的口音我不能确定是哪三个字，希望他找一找，有没有当年的文字资料，以免写错了名字。再过几天他就要去美国疗养了，虽然很忙，但他没有忘记这件事。刚才他打电话来说找到了他的名片，马上复印并用传真发给我。他说：“本来我还想为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再增加一些内容，但是我现在身体状况实在不容许。借此机会，请你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亲切的问候和谢忱吧！”
我与黑尔穆特的重逢并决定翻译他的这部回忆录要归功于老朋友莱布尼茨协会主席施普莱茨先生。我们都是1983年那次认识的。1999年，我在柏林电影节上见到分别十年的施普莱茨先生。他告诉我黑尔穆特的近况，说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反应很好。不久他来我家并带来了一本。我看了之后觉得应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不久我们一起拜访了斯特恩，然后我就开始与国内出版社联系……去年，《读书》杂志主编汪晖先生来柏林访问，我们在一起又谈到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事情并一起访问了建设出版社。该社社长对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很感兴趣。汪晖先生回去之后，即把这本书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先生报上选题，社领导立刻拍板。今年春天，王培元先生应关愚谦先生邀请来德国访问，希望顺便来柏林见见斯特恩和译者，进一步确认签订版权合同和翻译合同事宜。我听说后立刻打电话给斯特恩。第二天下午，关愚谦夫妇和王培元先生从汉堡刚到我家不多时，斯特恩先生也来到了。大家一见如故，仿佛酒逢知己，说个没完……
不言而喻，签订版权合同和翻译合同之前的准备工作就铁板钉钉了。下面的任务就是把德文变成汉字了。半年多来，我在为生存奋斗的间隙把空余时间都献给了这部回忆录！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沿着黑尔穆特的足迹围绕地球转了好几圈，而且也深入地走进历史，走进音乐世界，也走进他的一生……
为了解决翻译中碰到的问题，我多次登门拜访或打电话请教黑尔穆特，他都一一作了回答。在此应该首先向他表示感谢！此外也要感谢关心此书出版的上述各位朋友。

二○○二年十二月五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