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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父亲开始着手写《生活的艺术，这是他最出名的著作之一，为他的哲学思想构筑了框架，成为1938车美国最畅销书
，并被译成了12种语言。
在谈到家庭的重要性时，父亲写道，“在我看来，任何文明的最终检验是丈夫们、妻子们、父亲们及母亲们将成为各种类型的人。除此之外，文明的每一个成就——艺术、哲学、文字和物质生存——都会黯然无色。”
成功并未改变父亲。“我仍然是个婴儿，睁大眼睛观看这变化无穷的世界，”他说，“我有很多东西要学，任何东西都能引起我的好奇。其实，我只有一个兴趣，即更多地了解人生，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把它写出来。我不喜欢名利，即使它闯入了我的生活：”
创造性的发明
战争结束后，父亲参加了一次探险活动，这花费了他毕生的积蓄，并负了债。但我仍深深地敬仰他的勇气和忠诚。
父亲决定发明一台中文打字机，以便任何人不经训练就可以使用。由于他写作并编辑了一套很受欢迎的著作集，其中包括他1942年写成的《中印名言录》，是故他可以担负这笔费用。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一到北平，他就一直想发明一台打字机。他认为他可以完成，尽管中文有成千上万的表意文字，而英语只有26个字母。
当时有一种中文打字机，是根据《康熙字典》系统发明的，但很复杂，要学会怎样使用需要至少六个月的时间，而且打字并不比手写快多少。
为了能早日完成发明，父亲黎明即起，半夜才入睡。在纽约中国城，他发现有一个印刷工可以铸造汉字，接着，又在他的帮助下购置了机器和车间，开始生产零件。
我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常陪父亲去车间视察进展情况。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预算也在不断增加。随着父亲积蓄的消失，母亲开始不安。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他在生活上无所谓，在其他事情上却倔得很。发明打字机便是其中之一。
父亲的一个朋友闻讯后，慷慨解囊，使试验得以继续进行。终于，在1947年5月，父亲完成了自己的发明，把它带回家，起名“明快打字机”。它有72个键，屏幕也相当好。
我开始练习打字。机器也绝非完美无缺：声音大，而且跳字。但它确实令人感到惊奇。我逐渐提高了打字的速度。
一个雨天的早晨，父亲与我携带打字机来到莱明顿打字机公司，屋里的人正翘首以待。我们把机器放在一张小桌上，我在桌前坐下。
“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在使用汉语，”父亲说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实用的中文打字机，中文里表意文字多而复杂。我刚发明了一种中文打字机，它只有72个键，任何人都能使用，甚至不需查看屏幕。”
父亲示意我开始操作。在工作人员的注视下，我按下打字机
键盘，没有反应。再试另一个键，仍无动静。父亲过来又试了一次，机器仍不工作。我们又试了几分钟，最终父亲只好对工作人员表示抱歉。我们把打字机装进箱子，离开了。我能够想象那些美国人正想什么：“林语堂疯了？”
外面大雨倾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一辆出租车。发生了什么？我疑惑不解。在家里，打字机干得很漂亮。第二天将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父亲将向世界宣告他的发明？我们应该取消发布会吗？
父亲立即给车间的机械师打电话。人很快就赶来，几分钟内，打字机就完好如初。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打字机工作得相当顺利，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我门还收到大量的贺电和鲜花。我为自己能给父亲一些帮助而感到骄傲。
但父亲
已负债累累。一天，我回家后发现母亲正在哭泣。父亲与许多打字机公司都取得了联系，但没有结果：1948年，美国林诺打字机分公司终于同意生产父亲的中文打字机了，期限为六个月至两年，
每半年给父亲五千美元。数目虽然不大，但我们很受鼓舞。后来，父亲以二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将专利卖出，另有百分之五的专利使用费，但明快打字机终因成本太高而未能生产。
1965年，我担任了《读者文撞》中文版的总编后，曾试图把专利再买回来。我找到当年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他对我说：“你来晚了三个月。打字机在我们公司躺了近20年，公司搬家时，我们把它扔了。”
1985年，台湾美太克机械公司购买了父亲的《快速索引系统》，并使之成为计算
机输入系统。“这是我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父亲说。
生命的意义
1948年，父亲应邀担任了设在巴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一职。就在起程的前几天，美国国家税务署突然来了一封信：赴法前，父亲必须交纳三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父亲以手抚额喊
道：“噢，上帝啊！”
他只得再一次求助于好友卢清才，然后又加上一些版权的收入，总算补齐了税。父母和妹妹香橘带着三十多箱书去了法国。刚结婚的姐姐菊梓和我则留在了纽约。
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父亲开始撰写回忆录，起草报告，参加会议。他发现自己的计划被打乱了，显得焦躁不安。“世上有两种动物，”他曾写道，“一种只管自己的事情，另一种却在管别人的事隋。前一种为食草者，如牛、羊及脑力劳动者；后一种为食肉者，如虎、鹰及体力劳动者。我经常羡慕同事们的管理能力，热而我从来就对此不感兴趣。”
哥伦比亚大学为外国学生准备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叫作国际小屋。在那里，我遇到了黎明，我们决定结婚。遵从父母的意见，我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再次见到父亲，我感到很吃惊，他体重下降，头发脱落，而他只有54岁。
1949年，父亲辞职并迁到法国坎内，在卢清才的别墅借居。那是一座漂亮的住宅：一天午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欣赏花园风光。突然，我问父亲：死后还会有生命吗？”
“死后不会有生命：”他回答说，“有生必有亡，这是自然规律。在这一点上，人与蜜蜂之间没有差别。”
我记起他还写过：“没人能说生命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不是一个好的安排。一年有春夏秋冬，一天有早晨、中午和黄昏。如果采取生物学的人生观，只有傻瓜和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否认人生犹如一首诗。”
看着他变白的头发和那双深邃的眼睛，我突然感到悲哀，甚至害怕。我不愿时间流走，不愿人们变老，我要永远把握住现在，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感到自己腹中的胎儿在
成长。
父亲在《生活的艺术》里说：“信仰自然规律，就像意识到我们最终会像一支蜡烛一样逝去，这是一个好事情。它使我们镇定，虽有一点悲哀，但会使我们中的大部分充满诗情画意；它使我们下定决心去虔诚而有意识地生活，对自己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它也带来和平，因为心灵真正的和平来自对最坏事情的接受。”
父亲热爱法国的南方，他渴望简朴的生活－坐在屋里观望回归的渔船。这里的生活比在纽约更能使人接受。他还想租套房子，恢复写作，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他曾攥着母亲的手说：“翠凤，不要紧，一切从头开始。我这支笔还能赚点美元。”
南洋往事
1954年10月，父母亲、妹妹、黎明、我及我们的两个孩子乘机前往新加坡。迎接父亲的是南洋大学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及当地华人界的二百多名代表。对那些在这块殖民地上组建了第一所中文大学的人来说，这确实是重要的一天。林语堂，大学的首任校长乘机抵达。
当地华侨界领袖此前给父亲写信时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从现在起十年，我们这里的教育根基会颤抖；二十到三十年，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将会消逝；四十至五十年，我们就不会再叫自己是中国人。”
父亲认为，一个人很少会再有比这更振奋的职业了：但他仍然坚持他要有绝对的行政权力。学校要有严格的、纯正的、无政治色彩的宗旨，学校教师要有绝对的思想自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南洋应是一流的大学。
父亲要黎明担任学校的常务秘书。此前，黎明在联合国翻译署当翻译。但我们还是决定去南洋，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学习过，而且这正是他学有所用的机会。
然而，校园里仍充满了政治气氛，这与父亲的愿望不符。最后，父亲还是辞去了校长职务，和母亲一起回了法国坎内。黎明则在英国广播金司找到一份工作，我们迁移到了伦敦。父亲回到法国后，又开始了他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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