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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的生活一向俭朴，犹如儿童。他们相依为命，幸福快乐。每吃到一次新鲜的饭菜也会感到高兴。他们还一起散步、逛街。父亲尝说：“一个人只有成为一个心胸豁达的人，才能聪明。他首先感受到生活的悲剧，然后才是喜剧。所以，笑之前，我们必须哭。超越悲哀才会觉醒，超越觉醒才会豁达。”
父亲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但我觉得在他的心灵深处还有我们谁也不能触碰的东西。他是个天才，或许需要别的天才来陪伴。“人类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理想的永恒追求，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却梦想另外一个世界。”他说，“联想越丰富，越难以得到满足。”
父亲说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重返美国两年后，父亲
又恢复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在此之前，他脱离基督教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在l959年出版的《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文中说：“三十年来，我唯一的信仰是人道主义：理智指导下的人类对自己会感
到很充足，知识进步的本身将自发地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在我生活的深层产生了一种因事物的反应和经验带来的不安。我意识到人类本身不断增长的信仰并未使自己似神如仙。他变得越来越聪明，但在上帝面前，镇定和谦逊却越来越少。教条主义使我很难
听到信仰的内在声音。
“因此，正当我处在十字路口之时，一个星期天，妻子说服我陪她去教堂，这时一个转折点。连着几个星期，我回到教堂。我在那里很快乐。几乎是自然，我又重现信仰了基督教。”
1965年，父亲70岁了。他认为是该回东方的时候了。他在访问台湾时，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说的都是父亲家乡的方言，就好像他又回到了故乡，尽管并非如此。他还是觉得与他们有着自然的直接联系，因而就决定以台湾为家了。
父亲在台北郊区的阳明山上，亲自设计建造了一所房子，下面是个花园。父亲还为此写一首诗：家里有花园，园里有院落，院里有大树，树上有蓝天，天上有月亮，哦，我多么幸福！
1969年，父母亲庆祝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曰。当被问到婚姻成功的秘诀时，他们只说了一个字：“让。”
父亲回忆起母亲在其经济困难的时候，不向家里要钱的情景，并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母亲则回想起父亲第一次去她娘家吃饭时，她是怎样在屏风后偷看的情景，她承认当时她正在数他吃了几碗米饭。
父亲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笑迎人生”，他似乎在逆境中也能看到光明。他认为他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普通人却在痛苦面前退却。
1969年，父亲被推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并两次（1972年和1973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时，他正在编纂《当代汉英词典》。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急需一本新的汉英字典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姐姐的自杀与父亲的衰老
像以往一样，父亲长时间、努力地工作。完成了最后一页的那天，他两眼模糊，看不清他写的是什么。第二天早晨，母亲发现他面颊绯红，双唇扭曲。在医院里，医生说他有中风的前兆。
我飞往台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谢天谢地，父亲像以往一样，并与我们开玩笑。医生说，几天后他就可以出院，但需要至少两个月的彻底休息。他的思想没有受到损害，我如释重负，返回香港。
一天下午，我刚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电话铃响了。是父亲。
“你姐姐今天上午自杀身亡了。不要着急，我会照看好你母亲。”他说。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正在与博物院院长吃午饭，这时有人来找我，”他说，“清洁女工发现她吊在自己屋里的屏风梁上。”
大地在我脚下颤抖。妹妹、黎明和我赶到台北一进家门，父亲扑向我们大哭起来，母亲倒在妹妹的怀里。此时我明白，我们的位置与父母换了过来。以前都是他们在照顾我们，从现在起我们要照顾他们了。那一年，父亲76岁，母亲年轻一岁。
葬礼后，我们把他们带到香港。我每天去妹妹公寓看望他们。“我活着为什么呢？”母亲自问。她变得很少说话，忘记了微笑，即便是孩子们去看望她，也是如此。她非常警惕，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害怕他会中风。她面色灰白，双唇紧闭。他们俩似乎一夜之间上了年纪。
父亲紧张地校对字典。一天晚上，我们代父母亲去一家著名饭店吃烤鹅。餐后，父亲突然吐血不止。
医生说他是因过度劳累而引起了肠下垂：当我去看他时，他侧卧在床，沉睡着。我盯住他那稀少的白发，淡红色的额头，他只剩下一把骨头、神经、血管、肌肉和器官了。难道他不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吗？我问自己。他的精神真的藏在那里吗？我听到他在深深地喘息。睡吧，爸爸。我想，连梦都不要做。然后，我离开了，心被一种从不知晓的伤感扭曲着。
从医院回到家，父亲的体力开始恢复，本性回归。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女儿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只要我们能做的事，就不要麻烦她们。”但母亲只想依靠孩子。父亲不愿放弃他非常喜欢的台北的房子，但他最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香港度过。
镶满珠宝的花冠
父亲的《现代汉英词典》，终于在1972年隆重出版发行了。这是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编纂的汉英词典。《纽约时报》称之为“世界两大语系联合体的里程碑。”
1975年10月10日，父亲80大寿，香港的朋友们为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父亲穿上西服，打上领带——他好久没这样了——母亲给他梳了头：我也身着礼服，沉浸在父亲成功的荣誉海洋里：随后，台北又为父亲举行了一个更隆重的庆祝活动：父亲归来时，我去机场迎接他们。父亲双眼泛着兴奋之光。
父亲曾就变老写道：“我喜欢春天，但它太年轻了；我喜欢夏天，但它太傲慢了。所以我喜欢秋天。因为他知道生活的局限，并且满足现状。”
我以为我对生活知道得很多，但我还有一堂课要上。位于波士顿的西蒙斯大学教授安德逊编辑了一本书，名为《林语堂：最好的老朋友》。父亲在前言里写道：“我喜欢的一位作家说过：‘古人不会被迫开口，但他们突然完全自愿地谈论。他们有时所说的是事件，有时是他们自己的感情。说完了他们要说的，他们就告别而去了。’同样，我完全自愿地写作，说完了我要说的，人也要告别而去了。”我感到震惊。他是在预卜自己的死期吗？
父亲变得非常容易流泪。一天，我为他做了一条鲜美的鲤鱼，他哭了起来。圣诞节，我带他去百货商店。在一个柜台前，他拿起一些装饰物一个一个地看，洒下两行热泪。我有些生气。原谅他吧，我想对售货员说，这个人太热爱生活了。他曾说过，如果不快乐而只求活着便心满意足，那就是忘恩负义。读了他写的书，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哭了。
不久，父亲不得不使用轮椅，即使在家里也一样。晚上，他有时从床上掉下，不能爬起来，就躺在地板上直到天亮。
“你为什么不喊我呢？”妹妹问。
“我不想叫醒你，”他回答，“早晨你还得去上班。”
即使看着父亲的身体衰落下去，我也不能接受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没有先知，我只是不知道如果他不在了将会发生什么。
一天早晨，妹妹打来电话，“快来！爸爸患心脏病。情况不妙。”
我开始发抖，手脚冰凉。在去医院的出租车里，一切都变得奇怪，似乎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建筑和街道。
赶到医院时，父亲已被送迸急救室。妹妹和我换上罩衣，也跟着进去。他们正在往父亲头上套氧气罩，被父亲推到一边。他喊我的名字，这可能是他说的最后—句话。
母亲和黎明来了。从下午到晚上，我们一直坐在走廊里。一次门开了，我看到七、八个人围在父亲的床前。
最后，我们被允许进去看他。他平躺着，心跳停止了，但又跳了最后几下。这时是1976年3月26日晚10时10分。
安德逊教授称父亲是“人类文明的楷模”。还有一位评论家把他的英语描绘成“中国人所写的东西中最好的”。父亲接到的最热烈的赞扬来自美国《.读者文摘》的奠基人德威特.沃沦斯：“林把他的字典看成是自己—生的‘花冠’。对任何读过他的著作的人来说，他的花冠上镶满了珠宝。”
我们把他的遗体运往台北，葬在自己家的花园里。晚上吃饭时，我企望他微笑着走进来，要我们做他最爱吃的羊排…… （完）(回上一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