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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们回到祖国时，局势混乱，封建军阀之间相互混战，在北大担任英语系教授的父亲开始写文章批评腐败和低效率的政府。1926年3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游行。—天早晨，父亲接到他的一个得意门生的电话，询问能否请一天假去参加游行。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当天下午两点，他听说那个打电话的学生死了，是段祺瑞军政府的士兵开了枪，死伤有二百多人：父亲悲愤莫名，写文章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状况，敦促各党派联合起来，推翻段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自回国后，已成为母亲的翠风就一直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不止一次地劝他不要批评政府，以免招惹是非。可他就是听不进去。父亲不仅写文章，还参加了示威游行，用竹竿和砖头与警察战斗。一次，他的前额还被警察打破了，留下了个永久的伤疤。他说他扔砖头很在行，因为小时候常往水面上扔漂石。屠杀学生后，段祺瑞又下令逮捕了50名批评政府的教授和报人，父亲也在名单中。听说有两位报人在被捕后，当天晚上就遭到了枪杀。“这次你可作到头了！”母亲哭着说。母亲有些愤怒，她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当她从医院回到家时，发现父亲正在准备绳梯，一旦警察来了，可以越墙逃走。
“要跑，就一起跑。”母亲叫道。全家人先是逃到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藏在朋友家里。三个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厦门，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教，并担任了文学院教务主任。许多北大教授，包括著名作家鲁迅也在那里。但是，校园政治使父亲难以继续待下去。一年后，因为父亲很是敬仰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于是到武汉政府外交部谋了个差事。1927年，蒋介石推翻了武汉政府，立南京为首都，父亲辞职，举家迁往上海。在上海，父亲开始编纂《开明英语课本》，并取得了成功，被采用为中学教材。
如果我不出声，父亲会允许我在他书房里玩耍。我经常见他在打字机上用英文打字，我喜欢他的机器。我
记得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台同样容易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就太棒了！”我喜欢在父亲工作时呆在他的书房里，我愿意亲近他。他的书房里装满了书，但散发着
香烟味，我经常帮他削铅笔或灌墨水，当我不耐烦时，就会爬到他的膝上问他在做什么。
“写作。”他总是说。
“我也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说。“要成为一名作家，你必须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深深地感觉，对事情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理解。“他教导我说。父亲把他的书房叫作“未完成的影棚”，并解释说：“因为我从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愿望，没有阻止自己在做礼拜时心不在焉；我从未翻过跟头－无论是体力上的。精神上的，还是政治上。我甚至不知道风是怎么样吹的；我从未说过任何话去取悦别人，也从未有这样的企图，在探讨国家政治时，我从不冷静，也不圆滑。”
弄潮儿
1932年，随着《论语》期刊的创办，父亲在中国获得声誉，杂志以幽默和讽刺见长，他的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他曾这样嘲讽腐败的官员：“虽然你是一名官员，但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每一期，学生们最先要读的便是父亲的短文。人们称她为“弄潮儿”和“幽默大师”。
1934年和1935年，他又创办了半月刊《人间世》和《宇宙风》。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国评论》上主持着英文专栏“短评”，并开始着手编纂具有《牛津词典》风格的中文字典。对父亲来说，生活就是获取知识的旅程。他学习中文、希腊文、法文，研究英国哲学家。每天上午他工作完走出书房，就如他刚去世界各地旅游了—趟。父亲把持家的事完全交给了母亲。他把母亲从严厉的儿时教育中解放出来，告诉她应该享受生活。她并非对他说的全都徂信，依然去教堂做礼拜，以她独特的方式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
母亲身高五英尺，腰板挺直。她戴着一副无框夹鼻眼镜，一边用细链钩住耳朵。她很为在德国购买了这副眼镜而感到自豪，因为很少有人长着足够高的鼻梁来戴这样的眼镜。母亲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并不介意。他不迷信传宗接代，尽管这在中国十分重要。“生活犹如一场梦，人类如时间长河中的旅行者。”他写道．“在此地装船，而在彼地卸船，以此为后者腾出空间。”父亲浪漫，而母亲现实。一次，我们去无锡旅行。行前，我们告诉用人第-二天才能回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当天晚上就赶了回去，发现厨师与用人正在父母的床上睡觉！母亲甚感气愤。“把床单换掉！”她喊道，并说翌日就要把这两人解雇。
我年少而天真：“为什么一定要解雇他们呢？”
“把床单换掉！把一切都整理好！”母亲
大叫道。
父亲却失声大笑，并为厨师求晴。结果厨师留了下来。父母亲配合得很好。“婚姻中追求浪漫的人终将失去它。”父亲写道，“而忘记浪漫、安分守己、乐观向上的人终将得到它。”父亲是个矮个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身体健壮，前额微突，两眼深邃。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记得—天晚上，他叫我去花园，从书房透出的灯光照着一只蜘蛛，正在玫瑰枝上结网。“看，看！”他叫着，“一个蜘蛛竟然结如此了不起的网，而且在上面爬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学过的知识说明蜘蛛网很脏，但爸爸解释说，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隋，那它就是美丽的。
山之子
父亲发表在“短评”上的短文，引起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注意，她当时正在中国，她的小说《大地》获得过普利策奖。“这个栏目对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作了新颖、敏锐和准确的评论。”她写道，“使我钦佩的是它的无所畏惧。”两位作家在一天晚上相遇了。他们正在议论在中国的外国作家，父亲突然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确切感受。”
“你正是做这种事的人。“赛珍珠热情洋溢地回答。
父亲于1935年完成了这本书，叫作《吾国吾民》。它剖析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赞扬了她的美德。这本书使他在西方成为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的年代。在书中，父亲分析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及理想。“中国太大了，她的国民生活有许多方面，我剖析她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失望。”“如果一个人必须是一位作家，那他就应该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成为一个好作家相比，成为—个好人更重要。”父亲已经41岁了。从他离开家乡，所见所闻常使他怀念故乡的高山、简朴而快乐的童年，以及祖父对他的期望。“如果你住在山村，你在内心里永远是一个乡娃，不会改变：”他说，“家乡的山峦影响了我—生。它们使我变得勇敢，也教我谦逊。它们使一切，金钱、政治、名利，变得渺小。这些山峦给我以无限的内在力量和独立，谁也拿不去。”
1936年，在赛珍珠的建议下，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原来只准备待一年，可1937中日战争暴发，我们只能滞留在海外。上海成为战场，当那里的战斗结束后，父亲得知他未带往美国的52册《中国字典》的手稿被毁了，这使他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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