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

     —— 贡布罗维茨

            险遭枪毙的异类

前苏联著名的钢琴演奏家玛莉亚·尤金娜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谜一般的传奇人物。

一天，在莫斯科郊外的“布利日尼亚”别墅，宽大的沙发中，斯大林怡然自得，不经意间，他在广播里听到了玛莉亚?尤金娜钢琴演奏音乐会的现场转播。凑巧的是在那天尤金娜演奏的曲目是《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而这正是斯大林最为欣赏的乐曲。

斯大林听得娱心悦目，于是，拿起电话，直接叫通了电台的领导，询问有没有这张唱片。接到最高领袖的电话，电台领导诚惶诚恐，不敢说没有。斯大林听罢十分高兴，便要求赶紧把尤金娜在音乐会上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的唱片立即送到他的别墅去。

撂下电话，电台领导慌了，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说话太欠考虑，由于尤金娜热爱自由，直率和真挚的性格，加之其信仰为当局所不容，所以恼羞成怒的掌权者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留下玛莉亚?尤金娜的一切录音。因此，电台根本就没有这张唱片。

最高领袖的需要是最大的政治。因此，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否则大祸临头。用肖斯塔科维奇的话说：如果此刻电台领导向斯大林说了实话，“不知道会招致什么结果。在斯大林看来，一条命是毫不足惜的。对他，只能事事同意、屈从，只能唯唯诺诺，对一个疯子唯唯诺诺。”当晚，电台就把尤金娜和管弦乐队叫去录制唱片，听说专为斯大林灌制唱片所有人都吓得振慑悚息。可只有尤金娜除外，在旁人眼中她是个异类，因为她谁都不放在眼里，一直都是一副倔强倨傲的样子。

事后，尤金娜告诉肖斯塔科维奇，当时乐队指挥吓得脑子都木了，不知如何指挥，人们不得不送他回家。后来又请来另外一位指挥，这一位倒是勉强地站在了指挥台上，战战兢兢地拿起了指挥棒，可他却茫然失措，失魂落魄，把什么都搞混了，乐队也给他弄糊涂了。无奈之下，只好请来第三位，在第三位指挥的调度下，总算完成了录音。

这也许是世界音乐史上最雷人的事——一张唱片，一晚上，竟然换了三个指挥。直至凌晨，唱片总算录制好了。不过，电台仅制作了一张，把它送给了斯大林。这是一张创纪录的唱片，全世界唯一的，为一个人灌制的唱片，也是一张“唯唯诺诺的记录”。

事情到此，并不算完。不久，尤金娜收到一个装有20，000卢布的封袋。有人告诉她，这是斯大林指名道姓送来的。于是，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在常人看来，领袖的赏识，亲切的关怀，尤金娜肯定会感激涕零，也一定会在信中感恩戴德。

可当肖斯塔科维奇听到尤金娜讲述这封信的内容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认为尤金娜的神经出了问题。尤金娜在她的信中竟然写了这样一番话：“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在肖斯塔科维奇看来，尤金娜把这封信寄给斯大林，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肖斯塔科维奇绝非妄事臆测，斯大林的冷酷和蛮横他是领教过的。“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多次痛苦而无奈地表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场悲剧；300多位乌克兰盲人歌手从各地汇集起来，参加官方组织的民间歌手大会，这些歌手可以称得上“是乌克兰活的博物馆，活的历史”，代表了乌克兰“所有的歌曲、所有的音乐和诗”。但这些优秀的民间艺人几乎全部被枪决了。就是因为“这些可怜的盲人们，他们唱的是旧调子，但是乌克兰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而这些盲人，唱着暧昧的旧歌曲，他们的流浪的歌，审查员没有办法去审查”，于是就索性全部杀掉了。

肖斯塔科维奇自己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境遇。他所创作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是现代作品中取得巨大的，也是无与伦比的，成功的杰作。1934年在列宁格勒首演后，在五个月内就演出了三十六场；而在莫斯科，仅仅两个戏剧季节竟演出了九十四场。斯德哥尔摩、布拉格、伦敦、苏黎世和哥本哈根都几乎立即上演了这部歌剧。在美国首演时，由著名指挥家阿图罗津斯基指挥，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好评如潮。弗吉尔?汤姆生在《现代音乐》上发表文章，题为《大都会剧院的社会主义》。一时间，肖斯塔科维奇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被称为是“音乐天才”。

但就是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斯大林，他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还没结束便佛袖而去，悻悻离场。不久，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听者从歌剧一开始就被接连不断的故意安排得租俗、混乱的音响惊住了。片断的旋律和刚萌芽的乐句被撞击声、挤压声和嘶叫声淹没，刚逃逸出来又再次被淹没。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卒听，要记住它是不可能的。”“这是故弄玄虚”，“腐败的形式主义堕落”。知情者透露，此文其实就是由斯大林本人口述而成的。

于是，风向一下子掉转了180度，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口诛笔伐，甚至连各省的工人与农民都聚集在广场上，同仇敌忾地声讨肖斯塔科维奇——十恶不赦的“人民的敌人”。不过，斯大林并未对肖斯塔科维奇斩尽杀绝，他曾私下做出一个永远有效的决定：不逮捕肖斯塔科维奇。毕竟，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自己的统治是有益的装饰。

用肖斯塔科维奇的话说“不管听众对你的作品反映怎么样，也不管评论家是不是喜欢，这一切对最后的分析都是毫无意义的。决定生死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喜欢不喜欢的作品。”“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

在当时的苏联，唯一可以对一切艺术发号施令的只有“伟大的、慈父般的领袖斯大林”。恰恰斯大林对文艺的喜好又超乎常人，一部《翠堤春晓》，他看了几十遍。当然，带有传奇与神话色彩的“泰山电影”也很喜欢，一部不落，斯大林全套都看过。伟大领袖既然喜欢看《泰山》，全国的老百姓也必须跟着喜欢。不过，说实话，老百姓不喜欢也不行，因为“斯大林让全国的电影院都放映他喜欢的《泰山》，别的什么也不演。也许只有新闻片例外。” （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 319页）在20世纪全世界的著名政治领袖当中，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恐怕只有斯大林一位。斯大林热衷干预一切文艺创作，而不是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样，会对艺术家们恭敬地说：“这方面你们优先。”

据说，当局将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领袖稍有表示，哪怕只是皱一下眉头，这些秘密警察就能立刻叫尤金娜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读了这封信之后，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毫无表情，拿在手中的烟斗，一直未送到嘴边，只是慢慢地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来回地踱步，甚至连旁边人所等待的皱眉头的表情也没有出现。

奇迹就这样出现了，尤金娜竟然什么事也没有。直到伟大领袖被发现已经猝死在别墅地板上的时候，身边的唱机上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着的仍是那张尤金娜弹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的唱片。

1899年，尤金娜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父母发现了玛莉亚的音乐天赋之后，为她请来了最优秀的老师。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不仅同窗好友，甚至连执教经验丰富的 教授都觉得，这位漂亮迷人的姑娘的性格并不像她的外貌那样妩媚柔弱，那么好对付，她极有主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尤金娜决不妥协，退让。

22岁的玛莉亚·尤金娜以优异的成绩从音乐学院毕业，得到了学院赠予的一台名贵的钢琴。按照传统，只有最优秀的毕业生才能获此殊荣。几十年来这台钢琴就是她唯一的也是最值钱的财产。20世纪20年代，国内战争的硝烟笼罩着俄罗斯的大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战乱中，总有一位热情洋溢的年轻钢琴家去孤儿院和医院举办音乐会，到学校授课，她努力地让这些失落的一代感受艺术世界的美妙，这就是玛莉亚?尤金娜。

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全面进攻苏联。玛莉亚·尤金娜当时居住在列宁格勒，在德军围攻的最艰难的三个月中，尽管战场硝烟弥漫，每天都有死亡的消息传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存亡绝续的煎熬，无论是男女老幼，个个饥寒交迫，面容憔悴，精神疲惫不堪，但玛莉亚?尤金娜却勇敢地坚持为列宁格勒人民演奏音乐，因为她知道人民正在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他们特别需要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而她为祖国和人民力所能及的贡献只有艺术。在炮火纷飞的时刻，面对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尤金娜勇敢地开音乐会，为电台录音，不间断地工作。在尤金娜心中一直怀有一种崇高的信念，“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

在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的眼中，“尤金娜是个奇怪的人，非常孤独。她非常有名，主要因为她是个杰出的钢琴家……尤金娜不论弹什么都‘与众不同’，她令无数的崇拜者着迷。”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女钢琴家的演奏一般是温婉纤细，可尤金娜的演奏“没有多少女性的特征，她通常弹得很有气势，很有力量，像男人一样。”“玛莉亚的演奏就如同说话一样。只有极度睿智，感情和精神丰富的人才能像她那样完美地诠释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哲学家的演奏，极端严谨、高贵，充满着对生活的真正热爱……”

在演奏中，尤金娜表现的音乐张力是热切的，极具狂飙式的戏剧性，坦白直率犹如信徒对宗教的虔诚。一般人演奏莫扎特，不是优雅端庄，就是严谨唯美，而尤金娜表现的莫扎特则像是田野间会唱会笑的奔淌着的溪流，一往无前地流向大江大河，一往情深地扑向大地。当时著名的乐评人与作曲家包格丹诺夫--贝瑞佐夫斯基对尤金娜极为推崇：“这个有一头平滑柔顺发丝与小巧脸蛋的女人穿着一件暗色外衣，旁若无人似的走上舞台并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她用手帕擦拭自己的手与琴键后又静默了一阵子，所有优雅的动作似乎都在为某件不寻常而且有意义的事做准备。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净化情感，而尤金娜的演出也不让在场的听众失望。”确实如此，对于热爱尤金娜的观众来说，每次听尤金娜的演奏，总会联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

对尤金娜直率和真挚的性格，尤其是特立独行的举止，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中做过生动的描述。一次，尤金娜找到肖斯塔科维奇诉苦，说自己居住的地方简直就是编茅结苇，穷阎漏屋，既不能工作，又不能休息。于是，肖斯塔科维奇动了恻隐之心，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打通上层关系，费了好大劲儿才给尤金娜弄到了一套房间。可不久，尤金娜又找上门来，恳求肖斯塔科维奇帮助她再搞一套房子。肖斯塔科维奇不解地问道：“什么，我已经给你弄到一套了，你还要一套干什么？”

“我把那套送给一个可怜的老太婆了。”

此言一出，肖斯塔科维奇哭笑不得，还有哪个人会干这种事？

一年冬天，尤金娜向人借5卢布，说是窗户的玻璃破了要赶紧修理，不然晚上冻得睡不着觉。那人非常奇怪，以尤金娜的地位和身份，他应该向尤金娜借钱，而不是相反。当时尤金娜拿着教授的工资，并且还有职务津贴。同时，她还可以灌唱片，有额外收入。尽管那人心生疑窦，还是将钱借给了尤金娜。过了不久，朋友们登门看望，她的房间仍和户外一样冷，破了的玻璃窗用一团旧布塞着。朋友问到，不是借钱修理了吗？她却回答道:“教会穷，我把钱给教会了。”

尤金娜一生只有极少出国的机会，也没有到过西方社会。这倒并不是她不想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切磋交流，而是在当时那种专制的统治下，她根本就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

尤金娜热爱自由，她遭受了无数的苦难，曾几度被剥夺教学的权力，被禁止出现在任何表演舞台上，过着苦难的生活。当时苏联的评论界并不偏爱她，尽管真正的行家高度赞赏和评价她的音乐天赋，可是评论家却不能真正理解她的艺术深度，似乎害怕其中隐藏着一种危险的思想炸弹。

尽管如此，尤金娜从不抱怨物质生活的困窘，也绝不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权势者折节屈从，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异常纯净和冷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生都是“另一个苏联”的象征，一个迥异于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生。

          命运的“中世纪”

前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去世前曾说：“苏联社会体制在其存在的所有时期都从未被理解过”。这个“从未被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

苏共当政时期，对它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批评都会被视为诽谤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会被视为反苏分子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仅在苏联国内，就是万里之遥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反苏”就等同于“反革命”的同义语。当时，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被判处徒刑，流放、监禁、甚至枪毙。苏联解体之后，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还在延续那种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与分析苏联社会体制的产生与灭亡，将苏共的垮台以及苏联的解体看作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看成是苏共党内叛徒出卖共产主义事业的结果。

关于革命在不符合它理想的条件下发生以后，可能甚至会出现蜕化变质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28页、229页）普列汉诺夫再与民粹派进行论战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人民如果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取得政权，“革命可能蜕变为一种畸形的政治制度，即共产主义背景下蜕变为一种与古老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相类似的改头换面的沙皇专制制度”。（【苏】罗?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3页）从先哲们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出现绝非是历史的偶然。

当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使用国家强迫手段完成了西方国家利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完成的同样进程后，从本质上来说，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所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无论它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建立的政权。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下，新政权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全面掌控社会的资源，它要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和资产视为己有，要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财产”等名义，将所能控制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医疗卫生……统统集中在自己手中。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插手分配全国收入和利益，分配那些实际上已经变成公共财产的各项物质。

当革命的暴力被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崇为“历史的接生婆”时，对于这种暴力的实施就被披上了神圣和万能的光环，认为它是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万能工具。因此，凡是对苏维埃政权的绝对权威与作法稍有微词和冒犯，即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挖社会主义墙角”，“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罪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与残酷的镇压。作为绝对的统治，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人地位。社会一旦出现对财产国家独占的质疑，都会使当政者产生失去权力的恐慌，他们对于不同政见的批评、主张以及要求的敏感与恐惧，是与其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高度垄断密不可分。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的高尔基曾对这种做法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他愤慨地说：“我们革命为以前在君主专制的的铅封顶盖下蓄积的恶劣的兽性的本能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同时，革命又把一切民主的理性力量和我国的全部道德力量从自己身边扔到一旁。”“苏维埃政权又关闭了几家与它敌对的报纸。说这种同敌人斗争的方法是不光荣的，那毫无用处。提醒人们说，在君主士气正派的人们认为查封报纸是卑鄙的事，那也毫无用处。因为光荣和不光荣的概念显然在政权的管辖范围和兴趣之外，现政权毫不理智地相信，它能够在旧基础上，即在专横和暴力之上建立新的国家制度。”（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  127页、121页）只有理解了这些，才会懂得为什么前苏联会演变为高度极权性质的国家，才能认清这种国家形态内部的各种关系的特性。

在这样的国家中，经常见到的宣传教育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集体主义，个人对国家利益的服从等等。各个阶级和大众都是无权代表自身利益，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以他们的名义在行使国家权力。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执政者，只要有机会获得党内的最高位置，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把党的权力当为自己的权力，把“无产阶级的独裁”演变为领袖的个人独裁。正因为如此，为了能在党内获得最高领导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严酷的“路线斗争”以及“非程序化、制度化”的人事更迭。就像一位普鲁士的名人说过：“任何国家的统一和强大都是经过了铁和血的洗礼”，这几乎成为极权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托洛茨基早在1904年就曾针对列宁的党的组织方法写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以下结果：党组织代替了党，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组织，最后，一个‘独裁者’代替了中央委员会。”所有这一切，诚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言：当“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议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引言》希望出版社）

在这样的国家中，社会的一切运转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是因为国家往往有着伟大而神圣的乌托邦目标，有了这样崇高的目标，就有了为了这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的道德制高点，就可以有理由采用各种手段来打压一切政治异见者。为了使人民能够团结一心，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政者往往虚构出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并反复谎称“虎狼在侧”，“亡我之心不死”，以及不断发现“内部产生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谎言，以此强化极权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个人统治的权威。这类伎俩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中屡见不鲜。这一方面证明了“主政”者的极端无耻和无赖，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在这样的国家中的民众的懦弱和集体健忘症。鲁迅对此讥讽道：在这样的国家中，老百姓从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至多是奴隶的资格”。“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国拿来作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就有荣光了！……所以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在一个经济、民主与科学并不发达的国家中，斯大林的极权与专制的出现，首先是个人迷信的胜利。爱伦堡在自己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写到: 1935年回国后，他到克里姆林宫出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个人崇拜。当斯大林出现时，全体起立，开始疯狂地鼓掌，会场里响彻“伟大的斯大林，乌拉！”“光荣属于斯大林！”大家刚刚落座，又有人高喊：“斯大林，乌拉！”于是，大伙又得站起来，一切从头再来。长达十几分钟的狂热稍作平息，人们开始陆续坐下来，突然会场的角落中传出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此刻，会场上的群众像打足了气的皮球，“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斯大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这一切怎么有点像萨满教的巫师？由此，爱伦堡思考：“在1938年以前，‘迷信’一词用得比较正确，只限于它最初的宗教含义。斯大林在千百万人心目中变成被神化的神话英雄，人们都诚惶诚恐地反复呼唤着他的名字，相信只有他才能挽救苏维埃国家免遭入侵和崩溃。”对斯大林的迷信，正如其他任何迷信一样，产生了将党变成一种特殊宗教组织的倾向与可能。党内的“牧师们”（以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神圣主教”斯大林为首的一批既得利益阶层）要求全党和全体人民把斯大林当成神，利用宗教式的心理和幻想，对“教徒们”进行自我劝导，对事物不需要思索和分析，一切以领袖的教导为指针，排斥“革命导师”教义以外的一切思想，把一切揭露事实真相的言论，都看成是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让全体人民沉溺于只要笃信全能的“革命导师和领袖”的教诲，就能无往而不胜，不仅能奔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且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对这种全民式宗教崇拜，希特勒曾经做过最露骨的诠释：“个人迷信是一种最好的统治形式”。纪德在《从苏联归来》这本书中，也记述了苏联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在当时，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想要给斯大林发个致敬电，如果在斯大林的名字前面不加上“劳动者的领袖”、“人民导师”之类的头衔，电报就发不出去。

苏联解体之后，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认识与反思也愈发深入。在解密的档案中曾记载：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斯大林将当时苏联主要的党政军领导人，召集到他的别墅孔采沃。这是斯大林的惯例，边宴请，边商议党政大计。席间，斯大林要求在座的要员们对党代会的报告草稿发表看法和意见。习惯于用领袖的大脑来代替自己的思考的高官们，自然是对这份草稿歌功颂德，阿谀奉承。

谁知斯大林的脸色一沉，厉声呵斥道：“给你们看的这份报告草案是我准备把它淘汰不用的，而你们却在这儿唱赞歌……稿子要全部重写。”此言一出，在座者顿时目瞪口呆，无所适从。

看到大家面面相觑，令人难堪的样子，贝利亚赶紧打圆场：“在这份草稿中我们已经领略到您的手笔，而您再修改润色一下，那么，可以想象，这个报告是多么地出色！”（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6页）

任何正直的人都难以想象，在一个号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领导核心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泱泱大国的最高决策圈内，竟然混杂着这样一批寡廉鲜耻的无赖政客。到底是党的堕落，还是堕落的党，难道不应该深思吗？如果只用“个人迷信”来解释这一切，似乎已经无法说明。或许，用今天都话说，这就是极权专制下的“制度性腐败”，这种政治体制的腐败，远比党政官员们在经济上的腐化堕落更为严重。因为，它表明，政权性质开始改变，预示着，执政党正逐渐被人民抛弃。

记得曾有一位哲人说过：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中世纪”的历史。在人类长达300多年的中世纪历史进程中，曾经有数不清的黑暗和愚昧，“异端”的呼号与惨叫穿透了全欧洲人的耳鼓，人肉烧焦的气味也曾弥漫在整个欧洲的上空。这是一个荒诞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类的自由与民主挣扎的时代。在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也正是这样一个类似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中世纪”的时代，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惨烈事件与人民的英雄业绩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反动，另外一方面是人民热情的高涨。当年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袖人物，除斯大林外，另外5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1936－1938年间，苏共有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据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而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古拉格”（前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劳改集中营。

与此同时，在美好理想的感召下，苏联人民激发出高昂的爱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苏维埃共和国广袤的大地上，建起了世界上著名的第聂伯水电站、创建了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出现了帕帕宁、安格琳娜、斯汉达诺夫、布色金等等这样受人尊敬的劳动英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打败了法西斯的侵略。

如果据此用什么“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来评价斯大林的功劳大，还是罪行大，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诚如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在《斯大林》这部传记中所说的，“任何功绩都不能说明无人性是有道理的。既然几百万人因这个人的罪过而丧命，那么还有什么‘功绩’可言呢？这是一个残忍的暴 君，他借助暴力使人民同权力异化，造成稳固的官僚制度和教条主义共生”。（【俄】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8页）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命运；他代表着普遍的、道德的悲惨命运。”（《黑格尔文集》10卷 87页） 作为斯大林来说，他的悲剧恰恰在于,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作为无产阶级领袖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不再是有认知局限的人，而是作为“真理”的化身、道德的典范、无所不能的“超人”。成千上万的民众不仅将他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象征，“民族和人民的救星”，而且将自身的利益与福祉、甚至是命运完全寄托于他的身上。如此一来，就将一切消极现象归罪于“敌人”的阴谋，把一切成就归功于领袖个人都智慧和意志。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轻易地在极权统治面前俯首称臣？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06年反省多元文化主义的专著《认同与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书中指出，人类生命重要的意义在于负责任地理性思考并自由选择。但是，当人们对某一群体（如文化、宗教、种族）产生一种强烈的、排他的归属感时（他称之为“自我的缩影化”），不但扭曲人性，更会导致冲突和暴力。笔者以为，正是由于这种深深扎根于人类盲从的心中的极权主义，使得那些对自由和独立思考感到恐惧的民众走向集体的狂热、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甘于被奴役，需要被强暴。统治者的无限贪婪和被统治者的普遍容忍纵容了独裁与专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