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曾说过这样的话,“从哲学观点看,莫扎特似乎是一种比我们把他看作是伟大音乐作品的作者更令人惊讶的现象。”似乎莫扎特的音乐中,有一种超
乎音乐之外的东西。这于相对论的创立者、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爱因斯坦的朋友汉斯·比朗曾回忆到,“我们想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厅的四壁向外扩展了,真正的
莫扎特在希腊式的美的光环中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具有明快的,时而轻盈戏谑的,时而雄浑庄严的线条。爱因斯坦扬声说道:‘这是神意,我们应当再演奏一次!’”
是什么东西使爱因斯坦对莫扎特的音乐抱有这祥特别的感情?根据许多回忆录,我们得知爱因斯坦对音乐有着不同常人的爱好。他演奏小提琴虽然在技巧上不太精湛,但却也千净、自信并具有内在的表现力。爱因斯坦对音乐的兴趣爱好是广泛的,他常听钢琴幻想曲,说自己离家外出时,总是思念钢琴的琴键。他对音乐有自己的偏爱。如巴赫的音乐,吸引爱因斯坦的是它那哥特式的建筑性结构与数学性的严密逻辑;他著迷于贝多芬的室内乐,但并不喜欢他交响乐中的激烈冲突,因这种冲突是作者好动和争斗的个性表现,其中个人内容压倒了存在的客观和谐。当他听瓦格纳的音乐时,他觉得作曲家尽管以伟大的激情和虔诚表达宇宙的和谐,但他看到的却是个人的,而不是超自然的宇宙。他也被德彪西的音乐所吸引,但吸引他的只是作品的结构。由于他太擅于“从结构上”去领会音乐了,并认为只有纯洁和质朴才是如实反映存在的保证,因而莫扎特的音乐始终成为他迷恋的对象。
爱因斯坦说过,“在萧伯纳的散文中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词,正如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音符一样。一个在旋律的领域里做过,而另一个在语言的领域里做着的事就是:完美无缺地、几乎以超人的精确性表达自己的艺术和自己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完美,对于音乐来说就是它所呈现的和谐。在古希腊人那里,美的东西就是实现了的和谐,不论在建筑的构造形式、还是雕塑中人体的比例关系,乃至整个宇宙,美的东西均表现在空间相互关系平衡的静力学的和谐中。音乐的和谐和宇宙的和谐是相一致的。与爱因斯坦从事其科学探索的日常心理背景相关,他对宇宙的客观和谐一直持有一种虔诚的态度。此反映到他对音乐的认识中,最吸引爱因斯坦的正是被称为“天籁”,即顺应自然天性与宇宙整体和谐的音乐。他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就能让人产生这种感受。就像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音乐是“上帝给世界安排的普遍呼吸道仿制品”。“任何东西都不像音乐中的和声那样使感情欢快,而对于理性来说,音乐是自然界的和声,对自然界来说,音乐只不过是一种小小的模拟。”在这里,音乐成为被理性所理解了的一种和谐的感性反映。当然,对爱因斯坦来说,世界的和谐不是数学和谐,而是物理和谐。
爱因斯坦在其关于科学的警句中说:“音乐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明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表达未知的东西的企求。它们的反映是不同的,可是它们互相补充着。”科学揭示自然界未知的东西,音乐揭示人类精神中未知的东西。而恰恰“精神”不只是理智的、同时也是感情生活的主要内容。在爱因斯坦的精神生活中,他在40-50年代的讣告和回忆录中流露出来的平静的、然而又是伤感的调子,同莫扎特的安魂曲是相似的。而且爱因斯坦的感情生活也同莫扎特的幽默相仿。爱因斯坦的幽默同忧郁是分不开的。爱因斯坦幽默地对待现实,是为了以免过分的伤感,这就像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一样,在那里,莫扎特把世界的悲惨印象变成为生气勃勃的和欢快轻松的声音。对爱因斯坦来说,他对“莫扎特式的”精神倾向本身,就是他逃避到“超个人的东西”中去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他对战争、贫困和蒙昧主义这些引起他强烈情感的事物的态度。这种“逃避”能使得他有时能够宁静、幽默地对待周围生活和存在本身,并从这些东西之间穿行而过,毫无所失,他明白自己最终要做的不是别的,而是创立指示宇宙和谐的普遍理论。
人们常用“在忧伤中快乐,在快乐中忧伤”这句话来评论莫扎特的音乐,莫扎特音乐的风格,好似保留着哀伤的薄雾和云彩中透来的明快和欢乐的光束。莫扎特的旋律,乐句之所以能在爱因斯坦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位置,就是因为它蕴藏了最为深刻的、悲剧性的、真正浮士德式的冲突。在爱因斯坦面前,没有别的理论成果来帮助他,他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1905年是狭义相对论,1908-1916年是广义相对论,在接着就是统一场论。探索是折磨人的却又不可能停步,他既包括对原有理论基础的怀疑,如同梅菲斯托的魔鬼的嘲讽;也包括对新的物理理论的探求,如同浮士德那种英雄般的追求。爱因斯坦与莫扎特的相似,就在于这种人生追求中于痛苦中孕育创造的相似。以及由此中产生的不断发放异彩的创造力。莫扎特的音乐构思几乎是从内向不竭地流出来的,并在每一瞬间都能由内心“听到全部交响曲”,或者说竭力听到它;而爱因斯坦在每一个特定的实验中,都想听到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曾讲到的那种“天籁”(即天体的音乐),证实感性可以理解、实验上可以验证的宇宙统一和谐。20世纪莫扎特的研究者们常常将“宇宙”这一概念应用于莫扎特的音乐,意思是认为他的音乐具有宇宙和谐的意义,而爱因斯坦所做的和要解决的,也正是在物理学理论中证明宇宙的客观和谐。
这样,莫扎特的音乐竟然以它存在的方式引发起爱因斯坦有关宇宙和谐理论的思考。对于相对论的创立者来说,在任何情况下,空间距离的系统都不是独立的实在,它是四维体系(而不是一般人认识的三维体系)一个截面,而音乐正是根据第四维——时间的轴来了解世界的。另外,音乐以其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和触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音乐的最具魅力之处就是人可在其中自由无碍地思考世界。恰好在音乐中,爱因斯坦获得一种思考的动力,他要求揭示自然、宇宙中未知的东西。他对相对论理论的直觉般的兴趣,是他沉醉于其中。现代科学理论的重构需要他以全部的理性的与情感的力量对他理论中展示的客观的时间——空间世界的物理图像以思考。这种思考是在意志以及感情的影响与驱动下进行着的,理性与直觉在这里几乎是共同起作用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的探索开始变得接近艺术,尤其是当现代西方物理学接收到东方神秘主义古老信息而得到一种更高的启示时,就更显得如此,如果说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19世纪是科学实证的时代,那么,20世纪乃至未来,是科学在人类的全部智力的、物质的、感性直觉以及美学的生活所有方面进行开拓、变革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莫扎特的音乐在爱因斯坦的科学思维中起了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以至使他觉得是一种类似于启示录的“神意”。所以,爱因斯坦认为音乐和物理学研究是“互相补充着”,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对表达未知东西的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