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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林语堂为中西文化作媒介

   
 

来源: 人民政协报  作者: 王学亮  2011.08.18 00:24 

     
 
 
 
 

 
 
 
   
 
     

  蔡元培先生是翰林宿儒,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然亦不排斥西学,崇尚自由的、兼容并蓄的学术精神,在胡适的笔下,蔡元培“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而林语堂从小接受西洋文化教育,自谓“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蔡元培和林语堂两个人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却殊途同归,都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和”、“融合”,积极为中西文化交流铺路架桥,从历史上看,当时在他们的努力下,确实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在蔡元培的中年时期,因激于时变转而瞩目西方。他先后5次出国,留居德、法等国近12年,“集两大文化于一体”,认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实现了由翰林宿儒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变。蔡元培在《文明之消化》、《东西文化结合》等文中,对中西文化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他相信人类既有共同经济,就会有普遍原理,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只是进步迟速差异,“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应该“善于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这些论述,林语堂是持赞同态度的。他在《思念蔡元培先生》等文章中说,“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是不容易的,否则班门弄斧,人云亦云而已。”“在他一辈所谓有新思想新学问的人物,只有蔡元培真懂得西洋的思想和文化。”

  蔡元培还认为,当代学者“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在国外期间,他整理中国旧籍,积极向外输出优秀民族文化。广泛涉猎和研究西方文化,介绍求知重理、提倡科学、追求进步等理念,加以消化吸收,完成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伦理学原理》、《哲学大纲》、《妖怪学讲义总论》等著作,撰写了《美学的进化》等文章。回国后,还邀请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轰动一时。

  蔡元培持“融和”的中西文化观,最突出的实践,莫过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林语堂曾说:“谁也知道,那时的北大是全国思想革命的大本营。而北大之所以能够如此,是蔡先生在北大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

  林语堂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但随着个人经历、时代发展的变化,他的思想取向也逐渐转变,从“精神欧化”到发现东方文明“有极优异之处”,最终形成了“融合”的中西文化观。林语堂用英文写了《谈中国文化》,用中文写了《谈西洋文化》,认为在文化层面上,“天地至理,本人所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看到彻底处,文化无中西之分”。“我不晓得将来东西文明是否会沟通起来,可是在事实上,现在的东西文明已经联起来了。”“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两种文化加以融合。”林语堂主张东西文化“沟通”与“融合”,与蔡元培的“融和论”一脉相承。

  蔡元培“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两方面的成就以后者更大。林语堂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但重在前者。

  1936年旅美之前,林语堂着重批判“落后的”中国文化,认为必须抛弃固有的落后性,学习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尤其要学习西方人革新和奋进的精神。1935年他用英文撰写介绍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社会评论集——《吾国与吾民》,成为当年美国畅销书。对于当时的西方来说,这本书是深知国情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关于中国最完备、最重要的书”,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非常形象和便利的条件。

  林语堂移居美国后,发现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端——由于对物质的极端追求,导致心灵萎缩、人道沦丧以及权力膨胀等——主张中西文化互相弥补吸收,把各种文明最优良部分组织起来。于是,在当时新文学大量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之时,林语堂逆向“输出”中国文化。在美期间,他以英文撰写《生活的艺术》、《中国的生活》、《京华烟云》、《苏东坡》等著作,翻译出版《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和《浮生六记》、《老残游记》等。林语堂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有二三十种,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至今仍恐无人能及。

  1928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出任院长。此后蔡元培聘请林语堂担任外国语编辑主任,月俸300元,这相当于当时大学里著名教授的工资,为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的林语堂提供了生活保障。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到,当时他们俩住处很近,每天同乘一辆车上班。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于细节”,“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讨论问题时总是很客气地说:“是是,你的说法不错。”

  在林语堂眼中,蔡元培既是春风化雨的长者,也是特立独行的勇者。1919年5月8日,北大教员们聚会反对“凡尔赛和约”将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抨击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许多人激昂慷慨,但无实际行动,只表示要发通电抗议。这时,蔡元培站起来,低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第二天,身为校长的他竟然一个人坐火车南下,并在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引发各方广泛的“挽蔡行动”。林语堂多次提到这件事,说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却不肯含糊”;“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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