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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记》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单简之格调所制限。而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步之迟，良有由也。自欧化东渐，彼方音乐学校之组织，与各种研求乐理之著述，接触于吾人之耳目。于是知技术之精进，因赖天才，而学理之研求，仍资科学。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求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合此种种之关系，而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之参考，此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也。吾国音乐家有鉴于此，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此即我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以建设之大原因也。会中诸导师，均于技术及理论深造有得，焉不敢自满，欲以所见，与全国音乐家互相切磋，以达本会之希望。于是有《音示杂志》之发起。倘海内音乐家，皆肯表同情于此种机关之创设，而借以发布其个别之意见，使吾国久久沉寂之音乐界，一新壁垒，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则诚发起人之所馨香而祷祝者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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