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泥{德国}
大家对这样的一幅画肯定都很熟悉,莫扎特穿着镶有金色滚边的红色礼服,目光中流露出懒散、疲倦――每两本莫扎特传记中肯定有一本使用这幅肖像作封面。他随处可见,无论音乐会招贴、新书介绍或年历月历明信片,销量不计其数。原因就在于只有它才是莫扎特最好的的标签,这就是莫扎特。果真如此吗?须知这幅肖像原创者芭芭拉.克拉芙特(Barbara
Krafft)与莫扎特从未谋面,女画家是在他死后根据1780年另一幅油画《莫扎特一家》改进完成的。人们可以看到,这一副有J.N.德拉克罗斯(Johann
Nepomuk Della Croce)创作的“全家福”中的小神童实在不能称为成功之笔。而芭芭拉.克拉芙特笔下的莫扎特让人们一眼便能认出――虽然画中人两眼无光――颇具讽刺意义的却是,这幅不尽人意的肖像其实来自另一幅不尽人意的肖像。
我们都有同感,每当想起这位十八世纪的神秘人物时,就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人究竟是谁。特别是当他的二百五十诞辰之时。我们凝视画像中的莫扎特,千思万绪,画中人开始变形,一会儿面部出现叠影、一会儿轮廓极度加深、一会儿亮得刺眼、一会儿又模糊不清……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想像,我们正处于自己想像的迷宫。用一句话形容,莫扎特太简单,简单得这般复杂――他是孩童般的神,时而打浑插科时而刻板拘谨;他是夜晚的太阳、保守的创新者;是萨尔茨堡的维也纳德国欧洲人。他是那么简单,简单得矛盾,简单得让人看不透――一个两百年尚未解开的迷。
人们对莫扎特的想像实际上是观察者(看画者)与其时代的反应,而非观察者(画中人)之真实镜像。所有猜测、判断及认识其实都存在偏差。这位艺术家本人并不矛盾,他始终遵循自己的艺术准则,他的音乐无比清澈明亮――毛病恰恰出在观察者之臆想。你会发现,无论你怎样翻来转去,总无法逃离这个怪圈,而这笔账总是记在作曲家名下,谁让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谈论拉屎和拉屎根本不是一回事”呢?
在与朋友的通信在中这位天才对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毫不掩饰(“……以我的荣誉起誓,我真气炸了!他们在那儿大笑――维多利亚――这头母驴居然成了和平象征!”);当遭到命运重击时(“来分担我的悲痛吧我的朋友!这是我生命中最悲痛的一天。现在是夜里两点,我抑制不住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我母亲,我亲爱的母亲没了!”);当对自己的天分洋洋得意时(“本人是人中极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情绪低落时(“我无法说清我现在的感觉,好像是空虚,折磨人的空虚,有好像是渴望,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感觉也许永远会伴随我。”)。读了他的信,作为读者在很短的一刹那会产生一种和他很靠近的感觉,然而仅仅这些文字是不足以了解他的一生的。莫扎特可不是一本放在书架上的书,让人想翻就翻想读就读。众所周知,莫扎特沉迷于舞台,热衷戏剧,在现实生活中亦堪称优秀演员。他一丝不苟地精心打扮自己,注重形体动作及神态表情,他的出现就象登台演戏一样。他的脸上始终带着一丝讽刺(是自嘲?),声音总稍有些舞台上拿腔做调(是戏剧性?)――和他写信的风格很像――在给他的资助者米夏埃尔.普赫贝尔格(Michael
Puchberg)的一封求助信中,矫揉造作,将绝望情绪大肆渲染,简直就是一部正歌剧;而在给父亲的讨好信中,语气又变得温顺恭敬,哪个父亲听了心里都会美滋滋的觉得受用;给他妻子康斯坦策的情书,数不清的甜言蜜语了海誓山盟,试图尽最后的努力挽回他们之间早已残破的情感。莫扎特是一个出色的导演,又是一个精彩的演员,担任各种角色都十分熟练、地道。谁想要了解他的真面目,肯定白费功夫。
一心想探究莫扎特的人慢慢认识到了这一点。刚想看个明白,他已经拐出了大厅,只看到那红色礼服的裙边一闪。整个好似虚幻的烟云,定睛再看,侧耳倾听,那里有什么动静人影,有的只是那幅油画中似笑非笑的小人儿。想接近莫扎特吗》?难之又难!他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思想节奏都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他完成一部歌剧的速度比别人抄写谱子的速度更快,要知道这期间他同时写了那么多感情洋溢的信,安排组织演出事宜,与不可一世的歌唱演员们打交道,还不忘记追求女人并分别和她们幽会……
乍看上去莫扎特好像完全接受了他那个时期的音乐风格与形式,但一到他笔下立刻变了样,变成令人意外的东西。他的音乐表面上平坦光洁,简明易懂,背后却充满惊险、即兴发挥和强烈对比。你听他的音乐,会觉得他常常自己打断自己,因为新点子不停地涌入。他的音乐是生动的、画面的、充满戏剧性的。器乐部分将剧情推向高潮,而戏剧思维有十分器乐化。当代著名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Wolfgang
Rinm)对莫扎特做过如此评价:“莫扎特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艺术家,吸收一切可吸收的东西,又像光的折射那样千变万化地放射出去。莫扎特似乎早就预料到,后人会说他的风格“很杂”。不错,你要深究起来,确实找不到什么离谱的创新,又什么都好像不太对劲,总让人有种“邪乎”的感觉,这恰恰是精彩所在,这便是莫扎特艺术之伟大。
莫扎特内心躁动,他总给人一种想尽快脱身的感觉,然而他创作音乐却那么坦然,笃笃定定,源源不断,仿佛茶壶里的茶永远是满的,而且每时每刻都会漫出来似的。无论是《Grand
Partita》和《单簧管协奏曲》中优美动人慢板乐章,还是《费加罗婚礼》第二幕激荡澎湃的尾声,喧嚣与骚动、惬意与满足造成巨大张力。我们只需听一听切鲁比诺咏叹调“真叫我如何是好non
so più”,便可真切体验那颗年轻的躁动不安狂跳不止的心;那番青春期对爱情而炽热的渴望。
人们总爱把作曲家本人与他的作品联系起来,总爱做种种猜测推断,总认为在作品中发现了莫扎特本人。其实这违背了作曲家本意。莫扎特曾经说:“如果每个艺术家都能像莎士比亚那样,将自己的日常生活隐藏起来,那该多好!我觉得关于我的私事别人了解得越少越好。”
然而,莫扎特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人们对他的好奇程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倒愈加强烈,尤其是他的诞辰纪念年。此时此刻人们仿佛被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所驱使,欲将莫扎特的一切重新回忆完全再现,仿佛对他本人比对他的音乐更感兴趣,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光彩夺目的男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这么捉摸不透?一团迷雾漂浮不散,令人苦恼。于是出现了两个极端:简单化或复杂化。“简单化”派把他称作POP
Mozart,声称这种音乐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听懂;“复杂化”派则把他称作Amadeus,供为乐神,说他是预言家,是孤独的天才,神与童济于一身。这些重复了千百次的陈词滥调都有史料、传记作证,不知疲倦地提醒大家注意:莫扎特不是被萨列里毒死的!再次注意:一贯的观点都把他看作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穷途潦倒,甚至被人遗忘云云,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每一个不同时代的人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出生于莱比锡的大诗人约翰.弗里德里希.罗赫利兹(Johann
Feiedich Rochlitz)将莫扎特与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Raffael)作比较,认为此时早期浪漫派艺术风格将他的音乐理想化,使其成为明朗、高雅的代名词。司汤达则对他作过如此评论:与罗西尼相比,莫扎特则无滑稽有无轻快,有的只是多愁善感。E.T.A.霍夫曼(E.T.A.Hoffmann)对《唐璜》中的“黑色浪漫”充满兴趣,而舒曼认为莫扎特的《G小调交响曲》不乏戏剧性,“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飘在天际云间的女神”。
今天人们不大听到说“莫扎特并未改写音乐史,并未作出多少创新,他是一个保守的古典音乐者”这样的话了,即使他不是个激烈的革新者,但且看歌剧这一音乐体裁,出自他笔下的已同他之前的面目全非。再看他的政治观,虽然从留存的史料上找不到他激进的政治言论或提倡改革的口号,但毋庸置疑,莫扎特完完全全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及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眼光。他从巴黎寄出的一封给父亲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他们称我为邪恶的小无赖伏尔泰,说我就像一个翘了辫子的畜生……”看得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以别人把自己与伏尔泰相提并论为荣。莫扎特,这个先锋人物,这个火药人,这个随时可能射向天空变成一声巨响的神童,让后人如痴如醉,听着他的音乐揣摩着他的思想,津津乐道,欲罢不能。
今天人们对莫扎特的认识受了历史传统演奏方式很深的影响。一代指挥家卡尔.彪姆(Karl
Böhm)和卡拉扬将高雅精制的莫扎特音色重新塑造,突出其表现性、乐队性及戏剧性,夸大速度对比,增强明暗反差,使他成为“狂飙突进莫扎特”,使他成为古典乐派匀称平衡的一个违规者,从而使“莫扎特肖像”更具魅力。
他的歌剧剧目上演的次数与重心亦逐渐移位,《魔笛》《费加罗婚礼》和《唐璜》从先前统治舞台的《克里特王伊多梅纽斯》《狄托的仁慈》脱颖而出。《女人心》当时被认为伤风败俗,更有人把它称为失败的喜剧,今天已成了最得宠的剧目,它从过去的“奇装异服”变成了现在具有教育意义(从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戏。地道莫扎特不是一位讽刺家,一位善于用假象来挖苦真相的喜剧大师吗?
近二十年来人们忽然觉得应该为莫扎特歌剧作些深层心理分析,于是乎导演们纷纷将莫扎特歌剧内容与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焦点用导火线加以连接,企图在其中为现代所有问题找到历史答案。结果牵强附会张冠李戴,苹果生鸭梨子老虎风马牛不相及。最佳在柏林上演的《后宫诱逃》,导演Calixto
Bieito居然让故事发生在一所妓院里,而奥斯敏以一性虐待狂面目出现。无独有偶,在萨尔茨堡上演的由Martin
KUSEJ执导的《唐璜》中,男主角没用掉进地狱,而是被豪宅里的人造雪冻死……这些光怪陆离的舞台场面无非是想告诉人们,莫扎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没用落伍,他是超现代的。他的主题离我们今天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近――恋爱、色情、终归于好――而恰恰这种制造出来的“近”把莫扎特越推越远,让我们感悟到莫扎特时代原来已经如此久远了,可望而不可及。莫扎特和镜饰大厅是不可分的,还有他那代金色滚边的红色礼服。那我们呢?我们不是同样不愿将那调皮的带着卷曲发饰的男孩从画像中拉出来吗?
资料来源:《音乐爱好者》杂志2006年3月号 |